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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立法法》已经就类似情形授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地方立法不得排斥中央立法权，也不得与中央立法的原则性规定相抵触。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9年第2期。

结果是，法制是统一了，地方治理能力却受到极大限制。《行政处罚法》（1996年）第11条第2款、[55]《行政强制法》（2011年）第11条，[56] 就突出地体现了中央立法对处罚、强制手段的高度垄断，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滥设，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也预设了中央立法能够对地方需求的完全了如指掌，中央立法规定的制度、措施与法律手段，以及留给地方立法规定的法律手段，足以满足地方治理的诉求。因此，从阐释地方性事务入手，不能有效划定与中央立法的各自边际，进而定分止争。这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居多是相吻合的。参见，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重要程度还是‘影响范围？，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

[37] 地方立法要想创新，积极回应地方治理的需要，有时便利用不抵触原则缺少客观的、具体的、法定的评判标准，寻求上级通融。这些成果都不是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角度去思考的，而是为了实现形式上的法制统一。十余年后，仍有学者以宪法变通[38] 实质合宪论[39]和宪法规范层次论[40]等学理展开新的阐发。

笔者曾构想利益相关性基本权利相关性基本权利主体资格损害的存在穷尽救济等标准，[114]但相关的学理建构，似乎必须引入起诉要件等程序法原理才得深入。[106] 参见（德）尼可拉斯•鲁曼：《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422-423, 477-478页.。然而，在齐玉苓案批复被废止之前，宪法学界就已经找到了宪法影响司法的另外路径。[50]黄卉教授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2008年‘宪法司法化运动失败后，宪法学界希望宪法走入司法实践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最为显著的工作成果便是复兴了可被视作‘司法化运动之续篇的合宪性解释理论。

吴家麟：《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92] 白斌：《宪法教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2]而对于宪法学者而言，新时代或许是一个合宪性审查时代。但在对《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审议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却专门就合宪性问题做出了说明。在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先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从而为监察法立法提供有力宪法依据，[75]相对比较宏观。美国确立司法审查制度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的核心论证之一就是宪法是最高法，违宪的法律无效。

[16]但这一被寄予厚望的程序设计，却遭遇了运行实效性上的困境，除了孙志刚案等极少数案例外，其功能罕有发挥。笔者想说明的是：在关于合宪性审查的制度研究之外，我国宪法学界还对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运行目标——法秩序的合宪性控制——有着自觉的学理建构。[109] 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尽管在笔者看来，合宪性解释是法律解释而非宪法解释（当然有不同见解），但毫无疑问，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会间接促进宪法解释的展开，而对合宪性解释的研究也必然会推动宪法教义学的研究。

[90]宪法教义学与合宪性审查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性的联系，因而必然在合宪性审查时代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一术语选择，在笔者看来，或许有三方面的意涵：首先，在既有的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监督之外，合宪性审查这一新术语的使用，表达了通过制度创新实质性推进宪法监督的政治决心。

对于法律人共同体而言，新时代是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107]这种状况显然也不能适应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

[73]但既有的法律草案审议中的所谓合宪性审查，是不普遍、不充分和不够显明的。以往的宪法教义学更多关注的是消极的越界控制的功能，把立法作为一个潜在的犯错者。[113]但总体来说还相当不够。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明确遵守和违反的界限。合宪性审查的启动条件、审查方式、审查结论的做出、审查结论的效力以及合宪性审查程序与立法程序的衔接、与诉讼程序的衔接，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分流等等问题，都是极为困难的课题。[5]在当下这个可以对合宪性审查新时代的开启谨慎乐观的时间节点，中国的宪法学人有必要反躬自省：宪法学术当如何贡献于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建设，以及当如何贡献于合宪性审查的具体运作。

[89]对于合宪性审查的未来前景或许只能审慎乐观，但积极承担宪法学的时代责任，行稳致远，久久为功，似乎也是宪法学者应当抱持的态度。要让刑法规范的解释受到合宪性的控制，贯彻宪法上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

秦前红：《依法治国和宪法至上论》，《现代法学》1996年第4期。（五）宪法与部门法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还必然指向另外一个研究方向：部门法中的宪法问题。

这就决定了服务于法治实践的宪法教义学必须更加关注立法活动。宪法学应当在与其他部门法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良好互动沟通下，协力推进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5] 关于合宪性推定，可参见韩大元：《论合宪性推定原则》，《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90] 相关争论的综述，可参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较之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的语词冲击性较小。[105] 相比司法中的社会科学支持（参见侯猛：《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

（3）显明，也就是在法律草案的审议报告中应该明确就该草案中的合宪性问题做出说明，使得合宪性审查的结论成为审议报告的当然组成部分。[34] 韩大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贡献——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为中心》，《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张翔，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104] 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

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如胡锦光教授所概括的：从1981年以来，这一问题一直成为我国宪法学的所谓‘热点问题，我国宪法学研究者花费了很大精力来讨论和研究这一问题，在理论上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此项研究的另外一个困难或许在于，中国宪法学长期缺乏程序法研究的自觉意识，而对程序法的一般原理较为隔膜。由于长期缺乏良好运行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关于宪法程序的研究处于未真正启动的状态。[44] 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34页。[56]在关于涉户犯罪的研究中，白斌归纳认为：刑法规范和刑事判决理应承载并实践宪法的精神与价值。

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发表时有删改。同样的体现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表述也出现在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审议报告中。

莫纪宏：《合宪性审查机制建设的40年》，《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从违宪审查制度的历史来看，各国违宪审查的最初案例，往往是国家机构领域的，是对国家机关权限关系的判断，而后才会逐步扩展到基本权利领域。

此种研究更多是一种制度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我们合宪性审查有以及应该有怎样的特色。[26] 韩大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贡献——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为中心》，《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